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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年:试论开放大国的经济体模型

发布时间:2019-10-24 | 人围观

新浪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新书发布会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一、经济体开放的概念
 
  经济体开放,意味着两个含义:一是世界上存在多个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有着自己的边界;二是这些不同的经济体存在着彼此的联系,需要探讨相互联系的要素。
 
  经济体的独立性或者边界往往是和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是具有独立的市场,具有边界,这个边界既包括地域疆界的主权边界,也包括制度的主权边界,主要体现在企业、资源、资本、人员和商品等市场要素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及税收、财政、货币和公共服务的边界等方面,还可能包括文化和文明的边界。
 
  相对于独立性,经济体的开放则是指商品、资源、资本与金融、人员、技术和企业等要素的流动与链接方面。
 
  从历史经验看,开放可以带来对外市场的拓展和对己创新进步两大方面的好处。中国历史上,开放的好处数不胜数,尤其体现在创新进步方面,从青铜器的引入、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到盛唐的开放,玉米、土豆、番茄、苹果等农作物的引入,大大促进了技术与产品品种的创新,再到近代开放的曲折历史,都对中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现代,没有开放,我们就无法分享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科技进步创造的巨大成就,我们也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世界典型经济体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人类经济体开放的演变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明接触时代(人类文明诞生-公元前2世纪)。自人类文明出现,各文明间就在进行接触,由于交通技术的不发达和经济的不发达,接触的频率不定,交流的内容也比较有限。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以及更西方的文明都有接触,青铜器是其中交流重要的成果。在古代中国成为比较稳定的统一体前,中华大地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就催生了货币,其中公元前3300-27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就发现了贝币和玉币,在内陆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1900年)遗址发现了来自海边的贝币和五孔刀(玉币)。
 
  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交流时代(公元前2世纪-14世纪)。公元前2世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1],唐朝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也繁荣起来,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新开放时代,到郑和下西洋达到了鼎盛。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丝绸、冶铁、瓷器、茶叶等流入西域、中亚、印度直至欧非,中国也得到了“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等香料和染料,葡萄、核桃、石榴、胡椒、蚕豆、胡萝卜、洋葱等传入中原,而特别是番薯(地瓜)、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在16世纪后期(仍以农业文明交流方式,康乾时期推广)传入中国,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另一方向,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开展各种活动,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技术的西传,奠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是重商主义时期(15世纪-17世纪)。从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成为推动开放的主角,寻求顺差、获取金银,从新市场掠夺财富,以不对等贸易为主。
 
  第四阶段是殖民主义时期(17世纪-1940年代)。以英国荷兰陆续成立东印度公司为标志,西方陆续将“新市场”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自由贸易”为幌子,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资源、廉价人力的来源地,完成了其走向发达的原始积累。
 
  第五阶段是国际规则贸易时期(1940年代-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陆续独立,以联合国的成立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拟定为标志,世界各国关系进入到平等交流的阶段,开放为各国带来了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飞速的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搞好了,国家和经济体就能很好的发展,甚至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如果不开放封闭自己或者开放的战略失误,就会导致落后。
 
  以美国为例,其开放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一个殖民地独立形成的新兴国家,成为经济科技绝对领先的世界霸主。第一阶段是建国到19世纪初,美国刚刚独立,比英德法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奉行保护主义,主要精力放在北美洲的疆域拓展(到1840年代领土已经拓展到太平洋(3.370, 0.01, 0.30%))和国内问题;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1910年代的崛起阶段,1815年开始,美国全面学习德国的大学体系(当时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内战后,大力学习欧洲的工业革命,1880-1910年被称为美国的“进步时代”,这一阶段的开放让美国完成追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学生”成长为第二产业革命(电气革命)的“老师”;第三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优越的科教、市场环境,吸引了全球优秀人才尤其是来自德国等欧洲动乱地区的精英,奠定了其世界霸主地位;第四阶段是领导成立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全球组织至今,是世界开放的领导者,尤其是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推动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成立IMF和世界银行,成为世界科技、金融和贸易的中学。开放为美国带来了科技、人才、市场,决定了其崛起的过程。
 
  相比而言,南美洲的巴西等国家在早期通过开放成为发达国家,而后期开放战略的失误又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苏联的解体及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些教训都必须认真汲取。欧洲从欧共体到欧盟,建立了统一的货币体系,开始了多层次经济体开放的新尝试。
 
  三、再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的进步时代和亚洲四小龙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太多不同,若要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就必须汲取他国的经验与教训,结合自身的特点,分清哪些是阶段差异、哪些是真正的特色,关键在于剖析清楚后发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首先,后发经济体往往具有六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发展快。学习别人成熟的科学技术、各类制度和经济与企业管理经验,可以少走弯路,显然比自己寻找要快的多。
 
  二是风险少。由于可以汲取前人的教训,就能减少自己探索与尝试失败的风险,降低风险损失。
 
  三是效率高。由于学习榜样目标确定,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项,按成熟计划执行效率高。
 
  四是成本低。后发经济体在发展的早期具有明显的人工成本优势,对外资吸引力大,商品价格低,具有较大的出口比较优势。
 
  五是增速高。由于原来经济基数小,所以很容易取得较大比例的增长速度。
 
  六是动力足。由于落后,追赶和改变贫穷而致富的意愿往往更加强烈,更容易激发各方面发展的动力。
 
  我们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进步,正式充分发挥了这些后发优势。如果我们要像美国的进步时代、日本的战后30年、韩国的高速增长42年一样完成赶超,就必须同时看到后发经济体可能具有的六个劣势,只有认识和克服了这些劣势,才能继续快速发展,实现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
 
  第一个劣势是路径依赖。追赶早期靠学习可以实现高速发展,但当差距逐渐缩小时,学习型发展的边际效应将快速减弱,我们的人均工资不断提高(这当然发展的目标,即提高人们收入),但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因此必须逐渐增加自我创新的比例,改变原来的追赶型发展模式。同时,要提升因落后学习而形成的品牌形象是非常困难的,也容易导致自大或自卑的极端化情绪,要完成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型,挑战巨大。
 
  第二是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已经领先的经济体大都具有规则与定价权,处于国际分工的优势地位,具有制高点先机和实力优势,要想赶超可能会遇到领先者的压制。
 
  第三是基础不扎实。由于追赶时发展太快,许多体制方面的制度配套和需要几代人传承积累的习惯与观念积淀不一定都能跟上,发展的基础需要补足。
 
  第四是人才劣势。先发经济体有培养体系和吸引全球人才优势,后发追赶者需要补更多的课,吸引人才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第五是资源更稀缺。在发展早期,石油等能源和资源比较丰富,开采容易、价格便宜,而等到更多追赶者发展时,面临更稀缺的资源和更高的价格,同时前期累计的污染等生态问题开始从局部问题逐渐变为全球性问题,约束条件大大增加。
 
  第六是后发高速悖论。由于发达门槛日益提升,发展越晚差距越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以前相同的追赶,例如美国用了30年完成了第一次工业化和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追赶,日本用了30年完成了与当时中国人均GDP相近到与美国人均GDP相近的追赶,韩国用了42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而我们经过了40年的高速增长,却仍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甚至没有达到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数。
 
  四、大国模型与小国模型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未讨论经济体规模对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这方面需要进行理论补充。
 
  所谓大国,就是人口多、疆域大,主要特征将由其规模效应和人均效应的矛盾体现。第一,大国的人口多,所以各方面需求大,具有市场大的优势;第二,正因为需求大,所以难以完全依靠进口满足,因此必须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无法像小国一样,仅凭一个或几个特色产业而立国;第三,由于人口多,无法通过一个中心城市或一个城市带来完成城镇化,必须发展多个城市带或城市群;第四,由于疆域大,往往资源丰富,同时又由于人口多,人均资源又未必丰富;第五,疆域大可能带来区域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不均衡;第六,由于大,可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力、金融影响力,要求具有更加独立的货币、财政和资本独立性;第七,大国也往往具有更大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也可能有更强的凝聚力;第八,大国可能具有更强的文明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制度榜样、科技贡献、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
 
  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与德国、日本、瑞士、新加坡等小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整体发展路径必然不同,虽然具体事项可以参照,应当比较的对象只有美国、欧洲(如果可以进一步融合成为整体)、印度、巴西这四个经济体,而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虽然地域大,但人口较少,其产业完整性需求不明显。
 
  正如经济体内部城市带或城市群的格局,世界各经济体开放关系的格局可能也不是分散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简单多对多的关系,而是可能形成几个有独立文明影响力的大国中心、辐射带动周边一些中小经济体的多中心格局。
 
  五、开放经济体的核心要素
 
  无论大国经济体还是小国经济体,其对外开放交流都有四个核心要素:经济、金融、科教和文化。
 
  经济要素主要包括商品与服务的贸易和市场的全球化(开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布局(开放)、企业的跨国化(开放)、资源整合的全球化(开放);金融要素主要包括货币的全球化(如人民币全球化等开放形式)、资本与资产市场的开放(全球化衔接)、投资与融资链条的全球化(开放);科教因素主要包括科技体系的全球化整合(开放)、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体系与标准开放)、生源与师资的全球化(开放)、企业人才的全球化整合(开放);文化要素的开放主要包括法制政策等制度的全球化衔接(开放)、文化软性制度的全球化双向融合(GLOBALIZATION AND CHINALIZATION)。
 
  中国要继续发展,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与世界更和谐的开放融合,只有开放,才能实现科技的持续创新和持续进步,才能保持经济的活力,才能促进文化与文明的进化,才能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青春,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一个大国、强国应有的贡献,才能继续带来像原来的四大发明一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N大发明,让全球共享中华文明的智慧成果,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促进多元文明相互良性竞争、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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